—中广公司实名举报原广元市职能部门滥用公权侵吞资产案例
2025年7月15日,315维权服务中心记者烎翚 鲭燚接到一份落款为 “中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旗下三家子公司”、由法人代表张国勇实名签署的举报信，再次递至四川省纪委监委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信中直指原广元市职能部门在 2005-2007 年间，通过 “阻碍融资、扰乱经营、滥用公权、非法抓捕企业高管、胁迫资产过户” 等系列操作，侵吞企业 3.05 亿元资产，导致3000 余名员工一夜下岗，全国罕见，更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曾被纳入 “十八大中央信访工作督导组带案督办清单” 的案件，历经18年信访与司法维权，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
截至 2025年6月，张国勇的举报已获四川省纪委监委确认（查询码：B749HB3GFC7B2ZB5T383），相关信访事项先后被转交广元市信访局、广元市执法部门经侦支队处理，但企业与员工期盼的 “公道”，仍在等待中，经过记者长达一个多月的走访核实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广公司：从 “破产企业拯救者” 到 “资产侵占受害者”
回溯事件起点，中广公司的诞生与经营，本是一场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正面样本。
1999 年，依据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1999）12 号文件，原广元市纺织厂被纳入全国企业兼并破产计划。同年 12 月6日，广元市拍卖有限公司对该厂经营性破产资产公开拍卖，中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 8500 万元竞拍成功，拍卖结果由 “广拍成字（1999）字第 206 号” 正式确认。2000 年初，中广公司在广元注册成立，随即与清算组签订《广元市纺织厂破产资产收购协议》，全面接收资产、安置职工并恢复生产 ——当年即实现盈利，打破了 “破产企业难盘活” 的困局。
截至 2007 年 5 月，中广公司的经营成绩单堪称亮眼：累计安置职工 7300 余人，上缴各类税费超 5000 万元，支付职工安置费用 3500 多万元；股东额外投入 5000 余万元用于技术改造，将企业规模从 5 万锭扩大至 6 万锭。举报材料明确指出：“中广公司通过合法拍卖取得资产，无任何违法违规情形，与职能部门无不正当利益关联，合法权益理应受法律保护。”然而，这份 “合规经营” 的底气，却因企业手中 “400 余亩广元市中心核心地块” 的资产，成为原广元市职能部门觊觎的目标，一场针对民企的 “权力围猎” 随之展开；
二、四步 “权力组合拳”：原广元市职能部门被控非法侵吞资产
举报材料详细还原了 2005-2007 年间，原广元市职能部门涉嫌滥用公权、侵吞中广公司资产的四大关键步骤，每一步都直指企业经营命脉：
（一）2005 年：蓄意阻碍融资，掐断企业 “现金流”
彼时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纺织行业却陷入低迷，中广公司资金紧张。为缓解经营压力，企业计划以市中心 400 余亩土地办理抵押登记，向银行申请贷款。但举报信称，原广元市职能部门 “恶意阻挠”，通过行政干预要求国土局、房管局拒绝办理抵押手续 —— 即便中广公司已在华夏银行成都分行获得授信额度，最终仍因职能部门干预无法融资，“严重阻碍企业健康发展”；
（二）2006 年底 – 2007 年 3 月：煽动职工闹事，制造经营混乱
2006 年 12 月，中广公司为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经营进行机构精简，该举措获 95% 员工支持。但个别下岗员工上访后，原广元市职能部门主要领导被指 “恶意煽动”：不仅对下岗员工称 “回到原岗位，工资不能少发”，更鼓动 “把企业闹停产，职能部门才好插手”。
2007 年 3 月，职能部门直接安排 “维稳组” 进驻企业，带领 20 余名下岗职工与企业经营班子及3000 名在岗员工对着干。更甚者，“维稳组” 无视企业党委、工会、经营班子及股东，擅自指定闹事职工为企业 “职工代表”，并指使他们提出企业无法接受的诉求和条件—— 举报信直指此举 “蓄意制造混乱，为侵占资产做准备”；
（三）2007 年 5 月：无证据逮捕 6 名高管，羁押 270 余天
2007 年 5 月 21 日，原广元市职能部门主要领导、市执法部门长以 “解决企业遗留问题和企业发展问题” 为由，通知企业法人张国勇到市职能部门开会。但会议中，市执法部门长突然宣布 “企业涉嫌职务侵占、合同诈骗、行贿受贿、偷税漏税”，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限制张国勇及高管离开广元，并强迫其在告知书上签字。次日（5 月 22 日），广元市执法部门在 “无确凿证据” 的情况下，以 “莫须有罪名” 逮捕企业原董事长曲昌顼、常务副总经理张德章、副总经理王昌君（时任人大代表）、财务部长陈蓉等 6 人，关押时长达 270 天。举报信强调：“直至企业资产被强行过户后，6 名高管才被无罪释放 —— 抓捕本质是‘先抓人、再找罪名’的胁迫手段。”；
（四）2007 年 5 月 29 日 – 30 日：深夜胁迫签协议，强行过户资产
6 名高管被关押期间，原广元市职能部门露出了 “侵吞资产” 的最终目的。2007 年 5 月 29 日 14 时，职能部门以 “企业未支付部分职工安置费” 为由，抛出《抵偿协议书》，要求收回企业全部资产，并以 “不签字不能离开或逮捕张国勇” 相威胁。
举报材料中，多位职能部门官员的言行被详细记录：
原广元市国资委主任甘群强硬表态：“这个方案你们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
面对张国勇 “重大资产处置需三分之二股东同意” 的《公司法》主张，原法制办主任李强才回应：“你签了就行了！”
甘群更直接威胁：“不签字、不交出企业，职能部门要整死你！”
深夜 23 时，在 “自身将被逮捕、6 名高管已被羁押” 的双重压力下，张国勇被迫签字。次日凌晨，甘群又带领公安人员到拘留所，以 “签字即可获自由” 为诱饵，逼迫子公司法人王昌君在拘留所签字。5 月 30 日，国资委、法制办人员在法人代表张国勇不知情的情况下，强行取走公司印章，联合房管局、国土局完成资产过户 ——中广公司 3.05 亿元资产，就此被 “合法” 夺走；
三、18 年维权困局：信访被搪塞，司法遭干预
资产被侵吞后，中广公司与 3000 余名下岗员工开启了长达 18 年的维权之路，但每一步都充满阻碍：
（一）中央督导 “表态积极，事后不作为”
2009 年，国家信访局将此案列为重点交办案件，并派人赴四川、广元督办，却被原广元市职能部门、执法部门、国资委 “搪塞、敷衍、欺骗”，问题毫无进展。2012 年，此案被纳入 “十八大中央信访工作督导组带案督办清单第 13 条”。面对中央督导组，原广元市委、市职能部门领导承认 “处理中广公司问题存在过急和不妥之处”，承诺 “全面核算企业资产与职工安置费用，客观公正解决问题”。中央督导组明确要求 “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加快处理、不能久拖不决”—— 但举报信称，广元市职能部门 “仅做表面文章，事后完全不作为”，承诺沦为空谈；
（二）司法程序成 “走过场”，职能部门施压致判决不公
中央督导后，原广元市职能部门曾成立以政法委书记邓光志为组长的 “中广公司遗留问题信访工作组”，约定由市国资委与中广公司共同委托第三方评估资产，按 “多退少补” 原则返还企业资产。但当企业要求兑现承诺时，2016-2021 年任广元市委主要领导的官员却 “诓骗企业”：“前届职能部门所为，本届处理有风险，建议走司法程序，法院判了好执行。”信以为真的中广公司提起诉讼后，剧情却急转直下：原广元市委主要领导、政法委书记、市法院院长、国资委主任共同赴四川省政法委、省高院 “汇报工作”（举报信称实为 “施压”）。最终，法院对 “执法部门非法抓捕高管、职能部门胁迫签字” 等核心证据 “不予采信、不予认可、不予支持”，一、二审均判决 “广元市职能部门侵权行为不成立”。“职能部门靠干预司法‘赢了官司’，就更有恃无恐，该返还的资产拖了一年又一年。” 张国勇在 2025 年 6 月 19 日与广元市国资委工作人员的座谈中无奈表示，“司法公信力被严重损害，我们的维权路被彻底堵死。民企与职能部门不能打官司、打不赢”；
四、最新进展：举报已转交公安经侦，18 年冤案待破局
2025 年 6 月，事件迎来新的进展：
6月10日，四川省信访局向张国勇出具《告知书》，明确其信访事项已转交广元市信访局处理；6月16 日，广元市信访局再次告知，信访事项（编号：J5100002025061004997X）已转送广元市执法部门；6 月 18 日，广元市信访局发布《专门程序处理告知书》（广公信告字 (2025) 004 号），称案件已转广元市执法部门经侦支队按法律程序处理，查询电话为 0839-5600200；6 月 19 日，广元市国资委社会责任科工作人员刘尧等赴四川溢阳实业集团（与中广公司相关），与张国勇座谈了解情况。刘尧表示 “将按流程反映情况、加快办理”，张国勇则重申 “案件事实清楚，坚信法治会还企业公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25 年 5 月 18 日补充提交的举报信中，张国勇还专门指控原广元市国资委主任甘群 “滥用职权、中饱私囊”：称国资委主任甘群早在 2006 年4月就制定了怎样收回企业资产的 “绝密方案”，计划通过 “民事、行政、刑事多手段” 收回中广公司资产，后续更私自贱卖企业原料、设备、土地，造成近 2 亿元损失，且与陕西伟达集团存在 “利益输送嫌疑”；
五、诉求与追问：民企权益何时能真正 “受保护”？
张国勇在举报信中明确提出三点核心诉求：依法追责：彻查原广元市职能部门、执法部门 “非法抓捕 6 名高管、限制法人自由、胁迫签字、侵吞资产” 等行为，追究相关人员违纪违法责任；返还资产：按 2007 年《抵偿协议书》约定、中央十八大督导组要求及双方确认的评估结论，返还被侵占资产及相应利息；恢复名誉：为被非法抓捕的企业高管恢复名誉，消除负面影响。
这起持续 18 年的案件，不仅是一家民企的 “生存危机”，更折射出民企权益保护、司法独立与职能部门公信力的深层问题：为何中央督导组督办的案件，能被地方职能部门 “拖延 18 年”？当地方职能部门既能 “动用公权力抓捕企业高管”，又能 “干预司法判决”，民企的合法权益该如何保障？从 2007 年至今，中央多次强调 “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为何广元这起案件仍陷 “维权无门” 的困境？如今，案件已转交广元市执法部门经侦支队处理，中广公司与 3000 余名下岗员工的 18 年等待，能否迎来转机？上级纪检监察机关是否会启动 “专案调查”，揭开资产侵占、司法干预的真相？本报将持续关注事件进展，为维护法治环境与民企权益发声。
备注：以上曝光资料真实有效，我张国勇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恳请上级主管部门进一步核实，早日挽回3000余名下岗工人的合法权益！
记者后记：
这起由中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张国勇实名举报的案件，暴露出地方治理中权力滥用与法治困境的深层矛盾。结合案件细节与现有信息，可从以下维度剖析：
一、案件性质的严重性与特殊性
系统性权力滥用
举报信指控原广元市职能部门在 2005-2007 年间通过 “阻碍融资、扰乱经营、非法抓捕高管、胁迫资产过户” 等手段侵吞企业资产，涉及多个行政环节的协同操作。这种 “组合拳” 式的权力滥用，反映出地方权力体系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共同体。类似案例显示，地方官员通过操纵资产评估、干预司法等方式转移国有或民营企业资产的现象并非孤例，沈阳、丽江等地均有官员因滥用职权导致数亿元资产流失的判例。
司法与信访的双重困境
案件被纳入 “十八大中央信访工作督导组带案督办清单” 却历经 18 年未决，凸显出信访制度在地方执行中的梗阻。根据《信访工作条例》，信访事项应在 60 日内办结，但本案多次被转交广元市本地部门处理，形成 “运动员兼裁判员” 的利益冲突。这种 “属地管理” 原则在实践中可能异化为地方保护工具，导致中央督导权威被消解。
社会影响的广泛性。
3000 余名员工下岗引发的群体事件风险，使本案超越单纯的经济纠纷，成为考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政治问题。参考大连 2025 年信访积案专项行动经验，类似涉及民生的重大案件需中央层面介入才能打破地方利益僵局。
二、制度性障碍与执行漏洞
地方保护主义的顽固性
广元市作为被举报主体，其下属信访局和经侦支队的调查难以摆脱利益关联。四川省纪委监委虽确认举报，但未公布调查进展，可能因案件涉及地方财政、就业等敏感问题，需平衡稳定与追责的关系。这种 “内部消化” 模式在国有平台公司腐败案件中尤为常见，如四川能投集团原董事罗毅案中，涉案企业长期存在利益输送却未被及时查处。
法律程序的复杂性
企业资产被侵吞的法律认定需依赖审计、司法鉴定等专业程序，而 18 年间证据灭失、人员变动可能增加查证难度。此外，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如中广投资控股北京分公司、福建中广投资）的状态，可能导致主体资格争议，影响司法救济路径。
举报人权益保护的缺失
张国勇长期举报可能面临压力，但目前无信息显示其获得有效保护。根据《监察法》，举报人有权要求保密，但实践中地方部门推诿现象普遍。参考中广资本因违规荐股被处罚的案例，企业负责人在维权中可能同时面临民事赔偿与刑事风险，形成 “二次伤害”。
三、破局路径与制度反思
中央层面的垂直干预
本案需突破 “属地管理” 限制，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定异地管辖，或通过巡视巡察直接介入。参考 2025 年石峰区信访工作要点中 “提级办理” 机制，对涉及地方主官的重大案件应建立跨层级监督通道。
司法独立性的强化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将本案列为再审案件，由巡回法庭提审以排除地方干扰。同时，需引入第三方审计机构对资产流失进行重新评估，确保司法鉴定的中立性。
信访制度的结构性改革
应建立信访案件 “双轨分流” 机制：对涉法涉诉事项强制导入司法程序，对行政不作为类诉求由上级政府直接督办。四川省可借鉴大连市 “纪法信联动” 经验，将信访积案化解与地方官员考核挂钩，倒逼责任落实。
企业合规与风险防控
中广投资控股及其关联企业的吊销状态提示其存在历史合规问题。参考中广系资本运作教训，民营企业需完善公司治理，避免过度依赖地方政府资源，同时建立内部举报机制以防范高管道德风险。
本案是观察中国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的典型样本。其久拖未决的核心症结，在于地方权力结构与中央法治权威的张力。要打破这一困局，需在制度设计上强化中央督导的刚性约束，在执行层面建立跨区域的司法协作机制，并通过技术手段（如区块链存证）确保证据链的完整性。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个案正义与制度进步的双重目标，避免类似 “3.05 亿元资产侵吞案” 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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